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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2025-06-13 11:53 39 浏览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论文结构以及核心概念界定,为全文奠定基础。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部分,将回顾国内外学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和权益资本成本领域的研究进展,梳理现有文献的观点和不足,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制度理论以及行为金融理论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的机理分析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本章将特别关注CSR内涵的演进和其与绩效关系的新视角,为后续创新性分析打下基础。

  第三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机理分析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本章将详细分析CSR履行如何通过优化信息信号、缓释各类风险、拓展资源获取、构建“道德资本”这四个创新维度,来传导并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具体探讨每一个维度下的作用机制,并深入探讨不同CSR维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异质性影响。

  第四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传导路径与作用机制部分,将从动态视角分析CSR战略从制定、投入到最终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完整传导链条和作用机制。本章将强调CSR绩效的积累、无形资产的形成以及市场认知和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部分,将对全文的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为企业实践和政府决策提供深度洞察。同时,本章也将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开拓前沿。

  1.4 核心概念界定

  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清晰性,本研究对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CSR Performance):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指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并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和超越这些责任的程度和质量。它涵盖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环境、股东、监管机构等)的义务和承诺。CSR履行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通常包括:环境责任(如污染防治、资源节约、绿色产品开发)、社会责任(如员工权益保护、社区参与、产品质量安全、慈善捐赠)和公司治理责任(如董事会独立性、信息透明度、反腐败)。高质量的CSR履行强调其主动性、战略性和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被动合规。

  权益资本成本(Cost of Equity):权益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使用股权融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投资者对企业股权投资所要求的最低回报率。它是企业进行投资决策和价值评估的重要参数,也是衡量企业融资效率和投资者预期回报的关键指标。权益资本成本反映了投资者在承担企业股权风险时所要求的补偿。一般来说,企业的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就越高,从而导致权益资本成本越高。权益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有多种,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股利增长模型等,这些模型都试图通过量化企业风险和预期收益来估计投资者对股权投资的合理回报要求。在企业财务管理中,权益资本成本是用于资本预算、估值和战略决策的重要输入变量。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演进与维度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其内涵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早期,CSR的概念相对模糊,多与慈善捐赠、企业公民等非核心业务活动挂钩。Carroll (1991) 提出了经典的CSR金字塔模型,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层次,强调经济责任是基础。这一模型为CSR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将CSR视为经济活动之外的“附加”责任。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技术发展以及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CSR的内涵开始从被动合规和慈善行为,向战略性、整合性、可持续性的方向演进。学者们普遍认为,CSR不再是企业经营的补充,而是企业实现长期价值创造的内在要求。Porter and Kramer (2006) 提出了“战略性CSR”的概念,认为企业应将CSR活动与自身的核心业务战略相结合,通过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这一观点突破了CSR与利润对立的传统思维,强调了CSR的价值创造潜力。

  当前,CSR的内内涵通常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紧密相连,并逐渐演变为广义的ESG(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表现。ESG框架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具体化为三个核心维度:

  环境责任(Environmental, E):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这包括但不限于:能源消耗与效率、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管理、废物处理与回收、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绿色产品开发与创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积极的环境表现不仅能降低环境风险,还能提升资源效率。

  社会责任(Social, S):指企业对其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以及更广泛社会的影响及管理。这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权益保护(公平薪酬、安全工作环境、多元化与包容性、员工发展与培训)、产品质量与安全、客户隐私保护、供应链劳工标准、社区投资与慈善捐赠、人权保护等。良好的社会表现能增强企业声誉和利益相关者关系。

  公司治理责任(Governance, G):指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决策过程、董事会构成、管理层薪酬、信息披露透明度、反腐败与商业道德等。健全的治理结构是企业有效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基础,它确保了企业决策的公正性、透明性和责任性,降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风险。

  CSR的维度化和ESG框架的普及,使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更加系统和可量化,从而为学术研究和投资实践提供了便利。同时,CSR的履行方式也从被动合规(仅仅遵守法律法规)向主动性、战略性转变,即企业将CSR视为获取竞争优势、提升品牌价值、吸引人才和融资的重要手段。这种转变强调了CSR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内在作用。

  2.1.2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新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CSR)与企业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CSR活动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从而损害财务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新的视角审视这一关系,并提出了CSR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机制。

  首先,“社会影响假设”或“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这一视角认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投资者、监管机构等)的诉求。当企业积极对待其员工时,可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忠诚度和生产效率,降低招聘和培训成本。当企业提供高质量、安全的产品时,可以赢得客户信任和忠诚度,提升市场份额。当企业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时,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得“社会许可”,从而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和负面事件。这些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声誉、员工士气),降低经营风险,从而最终提升企业绩效。Freeman (1984) 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解这一关系提供了核心框架。

  其次,“资源基础理论”视角:这一视角认为,高质量的CSR履行可以被视为企业特有的、难以模仿的战略资源或能力。例如,领先的环境技术、高度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强大的企业文化(强调道德和正直)等,这些都构成了企业的独特优势。这些资源和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中建立差异化优势,吸引优秀人才,降低运营成本(如通过资源效率提升),从而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财务绩效。Barney (1991) 的资源基础理论强调,CSR可以成为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来源。

  第三,“风险管理与风险缓释”视角:从风险管理角度看,积极的CSR履行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遵守环境法规能够规避环境罚款和诉讼风险;保障员工权益能够降低劳资纠纷和罢工风险;透明的公司治理能够降低财务舞弊和声誉风险。这些风险的降低,使得企业未来现金流更加稳定和可预测,从而减少了企业遭受负面冲击的可能性,进而提升了财务绩效。McGuire et al. (1988) 的研究就指出,CSR与企业风险的降低呈正相关。

  第四,“创新与效率提升”视角:在某些情况下,积极的CSR履行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效率提升。例如,为了实现绿色生产,企业可能需要投入研发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这种研发投入也可能带来其他技术突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可能促使企业开发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从而开辟新的市场空间。这种创新和效率提升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从而提升财务绩效。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效应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例如行业特征(如污染密集型行业可能更需要进行环境CSR)、企业规模、CSR披露质量、制度环境(如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投资者保护水平)以及市场对CSR的认知和评价等。一些研究发现,过度或不当的CSR投入,如果不能有效转化为价值,也可能损害短期财务绩效。但总体而言,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战略性、高质量的CSR履行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积极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长期来看更为显著。

  2.2 权益资本成本相关研究

  2.2.1 权益资本成本的定义与测算

  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财务和投资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它代表了企业为获得和使用股权资本而必须支付的报酬率。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权益资本成本是他们对投资企业股票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也是他们对企业未来风险和收益预期的反映。换言之,如果企业无法提供至少相当于其权益资本成本的回报,那么投资者将倾向于将其资本投资于其他风险报酬更高的资产。

  权益资本成本是进行投资项目评估(如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企业估值(如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以及资本结构决策的重要参数。它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当企业的投资项目预期回报率高于其权益资本成本时,该项目才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

  权益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常用且被广泛接受的方法包括:

  首先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CAPM是金融学中用于计算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率的经典模型,其公式为:

  $R_e = R_f + \beta \times (R_m - R_f)$

  其中:

  $R_e$:代表权益资本成本,即投资者要求的股权回报率。

  $R_f$:代表无风险利率,通常选择长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因为它被认为是市场上最安全的投资,例如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beta$(Beta系数):衡量单个股票相对于整个市场组合的系统性风险。贝塔系数大于1表示该股票的波动性大于市场,小于1表示波动性小于市场,等于1表示波动性与市场一致。$\beta$值越高,意味着股票的系统性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也就越高。

  $R_m$:代表市场组合的预期回报率,通常用市场指数(如沪深300、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长期平均回报率来估计。

  $(R_m - R_f)$:代表市场风险溢价,即投资者投资于市场组合相比于投资无风险资产所额外要求的风险补偿。

  CAPM模型的优点在于其简洁性和对系统性风险的明确衡量,但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贝塔系数的稳定性、市场风险溢价估计的难度以及对历史数据的依赖性。在实际应用中,权益资本成本的估计往往是动态的,受到市场环境和投资者预期的影响。

  其次是股利增长模型(Dividend Growth Model, DGM),特别是戈登增长模型(Gordon Growth Model)。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些有稳定股利政策且股利呈稳定增长趋势的企业。其基本公式为:

  $R_e = (D_1 / P_0) + g$

  其中:

  $D_1$:代表下一期(通常为未来一年)预期支付的每股股利。

  $P_0$:代表当前每股股票的市场价格。

  $g$:代表股利的年增长率,通常根据历史股利增长趋势或分析师预期来估计。

  股利增长模型的优点在于其直观性和对未来现金流的考虑,但其假设股利稳定增长且增长率不变,这在现实中可能难以满足。此外,对于不派发股利或股利波动较大的企业,该模型并不适用。不过,该模型明确地将股票价格 ($P_0$) 包含在内,这为CSR履行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分析切入点:如果CSR履行推高或压低了 $P_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 ($R_e$) 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种是收益率加风险溢价法(Bond Yield Plus Risk Premium Method)。这种方法通常通过估计企业长期债务的利率(例如公司债券的到期收益率),然后加上一个股权风险溢价来估计权益资本成本。股权风险溢价通常是历史数据或经验判断的平均值,反映了股权投资相对于债权投资所面临的额外风险补偿。

  $R_e = \text{企业长期债务利率} + \text{股权风险溢价}$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相对简单,且与企业自身的债务成本相关联,但股权风险溢价的确定具有一定主观性,且同样可能受到市场信息和投资者预期的影响。

  选择合适的测算方法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模型的适用条件。在实践中,通常会结合多种方法进行测算,并进行敏感性分析,以得出更可靠的权益资本成本估计值。

  2.2.2 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拓宽视野

  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众多,传统上可以大致分为宏观经济因素、行业因素和企业自身特有因素。然而,随着行为金融学、可持续金融和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视野被进一步拓宽。

  首先是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对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和无风险利率产生影响,进而传导至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例如,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投资者风险偏好可能上升,无风险利率可能下降,从而可能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反之,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率上升或央行加息,都可能导致无风险利率上升,从而推高权益资本成本。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流动性以及监管政策也会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一个成熟、活跃且监管健全的资本市场通常能提供更低的融资成本。

  其次是行业因素。不同行业的经营风险、竞争格局、技术壁垒和发展前景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会反映在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上。例如,处于快速增长期、前景广阔且竞争程度较低的创新型行业,其企业可能获得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而夕阳产业或竞争激烈的传统行业,其企业面临的风险更高,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也更高。行业的技术变革速度和行业周期性也会影响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第三是企业自身特有因素,这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除了传统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公司治理结构、增长机会和信息不对称外,还应纳入以下拓宽视野的因素:

  1. 非财务风险与无形资产:除了传统的财务和经营风险,企业面临的非财务风险(如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声誉风险、合规风险)日益受到投资者关注。良好的CSR履行能够有效管理和缓释这些非财务风险,从而降低企业整体风险感知。同时,CSR履行还能够积累品牌声誉、客户忠诚度、员工士气等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有助于稳定未来现金流,降低不确定性。

  2. 投资者结构与偏好:随着负责任投资(Responsible Investment, RI)和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将企业的ESG表现纳入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具有特定的投资偏好,他们更倾向于投资那些ESG表现优秀的企业。这种偏好会增加对ESG优秀企业的需求,从而可能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

  3. 信息披露质量的细化:除了广义的信息不对称,高质量、透明的CSR信息披露本身也是一种信号。企业主动披露CSR信息,反映了其对自身治理的信心和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有助于投资者更全面地评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降低信息风险。

  4. 道德资本与社会许可:企业长期、持续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积累“道德资本”,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信誉。这种道德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在企业面临危机时,获得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区、消费者)的更多理解和支持,从而降低风险,并间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通过拓宽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视野,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其决定中的复杂作用。

  2.3 企业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理论衔接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过程,可以从多个金融和经济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制度理论以及行为金融理论提供了理解这一复杂关系更具创新性的分析框架。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展视角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解释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核心理论之一,它认为企业不仅仅对股东负责,还应对所有与其经营活动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环境、债权人、政府等。通过满足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企业能够获得其支持,从而促进自身长期发展。

  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于CSR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可以扩展传统视角:

  降低“利益冲突”风险:传统金融理论主要关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但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企业还存在与员工、客户、社区、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冲突。例如,如果企业忽视员工权益,可能引发罢工;如果企业污染环境,可能面临社区抵制和政府罚款。这些冲突如果未能得到有效管理,将转化为运营风险、声誉风险和法律合规风险,从而增加企业的风险溢价。而积极的CSR履行,能够有效缓解这些利益冲突,降低企业运营中的摩擦和不确定性,从而降低这些“外部”风险,进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构建“关系性资源”: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企业可以构建独特的“关系性资源”。例如,忠诚的员工、信任的客户、稳定的供应商关系、支持性的社区环境,都构成了企业的无形资产。这些关系性资源有助于企业获得更稳定的现金流、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投资者在评估企业时,会认识到这些关系的价值,从而认为企业风险更低,未来前景更确定,进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提升“社会许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获得社会对其经营活动的“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这意味着企业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在遇到困难或危机时,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从而降低因社会压力、抵制或监管干预而导致的损失。这种社会许可能够有效缓释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2.3.2 信号理论:高质量信号传递

  信号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通过采取某些行动(信号)来向信息劣势方传递自身特征或未来发展前景的信息。CSR履行,特别是高质量、主动性的CSR履行,可以被视为企业向资本市场传递的一种高质量信号。

  财务稳健与管理能力信号:有效的CSR履行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财务实力、管理能力和战略远见。例如,一家能够持续投入研发绿色技术、积极参与社区慈善的企业,通常意味着其拥有健康的财务状况和高效的管理团队。投资者会将其视为企业管理水平高、财务稳健的信号,从而降低其风险感知。

  长期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信号:CSR活动,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和积累才能见效的活动(如研发绿色技术、建立公平供应链),向市场传递了企业管理层追求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利益的信号。这种长期主义的信号,能够吸引那些注重长期投资、厌恶短期投机的“耐心资本”,从而降低短期市场波动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风险管理能力信号:企业积极识别、评估和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并通过CSR实践加以应对,向市场传递了其卓越的风险管理能力。投资者会认为,一家能够有效管理非财务风险的企业,也更能有效管理其经营和财务风险,从而降低其整体风险溢价。

  高质量的CSR信号具有不可模仿性(或模仿成本高昂),因为只有真正具备实力的企业才能长期、持续地投入CSR并取得成效。这种可信的信号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2.3.3 风险管理理论:无形资产的风险缓释

  风险管理理论认为,企业通过识别、评估、控制和规避各类风险,能够保护企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CSR履行并非单纯的成本,而是企业进行风险缓释的一种战略性投资,尤其是在应对非财务风险方面。

  操作风险的缓释:通过实施负责任的劳工实践、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优化供应链管理,企业可以降低因员工不满、产品召回、供应链中断等原因导致的操作风险和运营不确定性,从而稳定未来现金流。

  法律与合规风险的规避:积极的环境治理(如符合环保标准、减少排放)、遵守劳工法规(如反歧视、保障员工权益)、反腐败和透明治理,能够帮助企业规避因不符合法律法规而面临的罚款、诉讼、牌照吊销等法律合规风险,从而避免巨额损失。

  声誉风险的缓冲:企业良好的CSR表现能够积累“声誉资本”。当企业面临危机或负面事件时,这种声誉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降低负面信息对企业声誉和品牌价值的冲击,从而减少客户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等损失。例如,在发生产品安全事故时,此前拥有良好CSR记录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公众的谅解。

  不可持续风险的应对:面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等全球性挑战,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和可持续运营,能够有效应对这些长期且系统性的不可持续风险。这使得企业在长期竞争中更具韧性。

  通过有效缓释上述各类风险,CSR履行使得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更加稳定和可预测,降低了现金流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投资者在评估企业时,会认为其整体风险降低,从而要求更低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2.3.4 制度理论:合法性与社会许可

  制度理论关注组织如何适应并被外部环境中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期望所塑造。它认为,企业为了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和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必须符合社会对其行为的预期。

  获得合法性:在当前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积极履行CSR是企业获得社会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可能会被社会大众、媒体、监管机构视为“不负责任”的企业,从而面临舆论压力、抵制甚至更严格的监管。而获得合法性能够帮助企业减少外部摩擦,顺利开展经营活动。

  争取社会许可:社会许可指企业在特定社区或社会群体中获得运营的非正式授权和接受。通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保障员工权益、保护环境等CSR活动,企业能够赢得社区和公众的支持和信任。这种社会许可对于企业的长期稳定运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应对制度压力:随着ESG信息披露要求和可持续发展法规的不断完善,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制度压力。主动履行CSR并进行高质量披露,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这些制度压力,降低合规成本和潜在的处罚风险。

  通过获得合法性和社会许可,企业能够减少来自外部环境的阻力和不确定性,降低运营风险和声誉风险。这种制度上的优势使得企业未来现金流更加稳定,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感知,进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2.3.5 行为金融理论:投资者偏好与情绪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并非总是完全理性的,其投资决策会受到认知偏差、情绪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将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CSR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可以揭示投资者对CSR的特定偏好如何影响其投资决策。

  负责任投资(RI)偏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将企业的ESG表现纳入投资决策标准,形成“负责任投资”群体。这些投资者具有道德、伦理或社会责任偏好,他们更倾向于投资那些ESG表现优秀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的财务回报可能与传统投资相当或略低。这种对ESG优秀企业的投资偏好,会增加对这类股票的需求,从而推高其股价,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ESG评级机构的涌现和ESG基金规模的扩大,都印证了这种投资偏好的存在。

  “道德资本”效应:企业长期、持续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积累一种特殊的“道德资本”或“商誉资本”。这种道德资本在投资者心中形成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和信任。当企业拥有较高的道德资本时,即使短期内遇到一些负面事件或财务波动,投资者也可能更倾向于保持耐心和信任,而不是立即抛售,从而降低股价的波动性,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溢价。

  信息处理偏差:投资者在处理CSR信息时也可能存在认知偏差。例如,对企业负面CSR事件的反应可能比对正面CSR事件的反应更强烈(损失厌恶)。然而,整体而言,对高质量CSR的积极认知和偏好,会使得投资者愿意为具备这些特征的企业支付“溢价”,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因此,行为金融理论为理解投资者群体(特别是负责任投资者)对CSR的偏好如何通过影响股票需求和投资者预期,从而直接影响权益资本成本提供了新的解释。

  第三章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机理分析:创新路径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过程,其作用机理超越了简单的成本-收益权衡。本章将从信息信号、风险缓释、资源获取、构建“道德资本”等创新维度,深入剖析CSR履行如何传导并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并特别关注CSR维度的异质性影响。

  3.1 CSR履行通过优化信息信号与降低信息风险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CSR履行,特别是高质量、主动性的CSR履行,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高质量的非财务信息信号,有效优化信息环境,降低信息风险,从而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3.1.1 高质量CSR作为非财务信息信号

  在现代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报表,也越来越重视其非财务信息。高质量的CSR履行,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非财务信号,向市场传递关于企业内在素质和未来潜力的多重积极信息:

  首先,管理层能力与远见信号:积极主动地履行CSR,往往需要企业管理层具备更高的战略远见、更强的管理能力和更长远的投资视角。因为它通常涉及前期投入大、短期回报不确定、但长期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例如,一家企业投入巨资进行绿色技术研发或建立完善的劳工保护体系,这表明管理层对公司长期价值有信心,愿意承担短期成本以换取长期效益。投资者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管理层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从而降低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担忧,并提升对企业长期增长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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